回忆——在曲阳的六十年一些片段
2018年03月31日 16:31
来源：曲阳一中
作者：原曲阳一中副校长 陆懿德
2017年，是我来到曲阳县工作的60周年。
1957年，我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原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分配时，有6名物理系的同学到了河北省。
那时候河北省的省会在保定市，省政府在原直隶总督署。我们6人先到省政府人事厅，教育厅报到。等待分配时，安排我们在河北饭店住宿。分配方案下来后，韩明霞（女）分到河北省直机关干部进修学校，黄坚（女）分配到蓟县，彭光华（男）分配到武安县，分到保定地区的有3人。薛婉英（女）分到了定兴县，朱守功（男）分到定县（今定州市），我，陆懿德分到了曲阳县。
1957年8月中旬，我从保定乘火车到定县，再乘汽车到曲阳县。到曲阳县城以后，打问县政府的地址，回答是：到大街上往北走就到了。大街在哪里？你站的地方就是大街。那时候的大街就是一条土路，还因为行走铁轮大马车，被压成了深深的两道沟坑。我到教育科报道后，很快就分配到当时的曲阳县最高学府--曲阳县初级中学（曲阳中学的前身，即今天的曲阳一中）、见到了校长刘苦、党支部书记王丙年，副校长王增琪等领导。
很快，就分配我的教学工作。接了六个初三毕业班的物理课（17班-22班），两个初二班（26班、27班）的数学课，还有七个班的体育课（17班-23班）。为什么要我还兼任体育课呢？因为有一位体育老师（苏键）调走了，校领导看了我的档案上，有劳卫制（即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一级、二级都及格，并且还是学校体操队的队员，能够胜任体育课。那我也就接受了！多亏当时年轻啊，当时的工作量是够大的。
在1957年的冬天至1958年的春天，全国开展了“除四害”运动。当时的冬季，主要是除麻雀。因为我初到曲阳，人生地不熟，就和伙房的樊宗周师傅组成了一个组，每天半夜的二、三点钟就出发逮麻雀去。樊师傅特别有经验，他说不必爬到屋檐下去掏麻雀，麻雀傍晚就会飞到水井的内壁躲避过夜。咱们只要用纱布盖在井口，到天亮的时候，麻雀就从井下飞到井口，就成了我们的猎物了。我们每次都能捉到四、五只麻雀，那个捂住井口的“纱布”就用我的蚊帐做成。樊师傅当时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每天走夜路却是健步如飞，我跟在他后面也就少跌些跟头，也受益不少。他对我说：他是城西贡家庄人，从小做雇工（长工），周围几十里的村庄，他都去过,夜里走路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我们夜里打麻雀曾到过沙道村、东诸侯、西诸侯村、东河流村、路庄子村、安羊村等十几个村。他干长工吃了不少的苦，也改变不了贫困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才翻身的解放，樊师傅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后来给麻雀平了反，麻雀不是“四害”之一。
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经县委县政府的指示，五八年的春季开学不久，学校的初二、初三两个年级的各班师生，全部都下乡参加抗旱打井劳动，实行半工半读。我的任务是带领初中二年级的23班的学生到县城的大西旺村打井。这是我来曲阳第一次独自带领学生外出，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进驻大西旺村后，首先要解决的是住宿和吃饭的问题。在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的大力支持下，把学生们分配到各农户家住宿。我和班里的团支书和班长一起住在了一户农家里。又在学生中专门抽出五人，组成炊事班组，组长由贾中立同学担任。在大队干部的支持和帮助下，露天搭建了锅灶，并且还借了所用的一切用具，大锅，碗、盆、风箱，案板等等。炊事班组每天把米、面、油、盐、煤等账目弄得一清二楚，还蒸馒头、蒸饼子等，每天两顿饭从不误点。我也是从心里感谢炊事班组的同学，为全班的同学解决了吃喝问题，免去了后顾之忧。我的另外两位得力助手是团支书和班长。当时是每一口井分配三个人打井，在他们两人的协助下，按照男女体力及身体素质强弱进行了搭配。全班共分为15个劳动小组，每组的劳动工具有生产小队供给。有辘轳一套（含绳子、钩子）、防风煤油灯一盏（于晚上劳动下井用），铁锹、铁镐、铁锤等工具。各小组有生产队长带到工地，大部分是在嘉禾山下的坡地上，生产队长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就是井口的位置。学生们就按照生产队长画的圆圈，开始挖土、打石头的往下打井。十五个圆圈就是十五口井，分布在广阔的地面上，场面也很是壮观。这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和同学们一起劳动中度过。因为学生们毕竟年轻，为了安全起见，上级规定，凡是打井打到见了水，或是打到遇见了流沙层，就停止作业，余下的的工程，要交给专业的打井队完成，学生打井队就再换一个地方继续。这也终于揭开我当时心中的疑问，带领学生打井只是做前期的工程。那时候，白天干的热火朝天，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钟，才能收工。以生产队长吹号为信号，每到晚上收工时刻，十几盏灯从地底下的井里面提上来，在漆黑的夜里，那是别有一番景色。
当时的情况是，学生们每天早晨起床以后，要帮助房东打扫院落、挑水等，然后在集中到一块空地上，在大树叉上挂一块小黑板，就当是教室了。有我轮流讲授物理和数学课，一直到“五一”节前才回到学校正式上课。
回忆起打井的这一段时光，这是我第一次在农村生活的最长的时间。在这个期间，看到了农民们春耕、春播等一系列农业生产，让我增长了见识，也受益匪浅。对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有了亲身的接触和初步的了解，真正体会到了农民群众的温暖和力量。在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要是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帮助和支持，我们的打井任务肯定是完不成。可惜，年代久远了，当时的大队、小队干部的姓名，以及房东的姓名我都想不起来了。现在只是记得当时的一名村医叫郭道士，因为当时有的学生生病，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我上门去找他，他都热情的出诊。
大跃进与齐村开矿
1958年，是我国提出“大跃进”口号的第一年。县委县政府和教育部门的领导，曾计划在曲阳县教育战线上的大跃进。就是在原来只有初中的基础上，还要接着再办高中和一所大学。当时1958年分配到曲阳的大学生，有陈永明、王宏珍、谭淑琴、田济振（还有一个姓杨还是姓姚，报道后不到一个月就调走了）。根据实际情况，县领导最后决定先把高中教育建起来，建一所大学条件还不够，就先停了下来。1958年的当年，就招收了四个高中班，我也就顺势成了高中的老师，继续教物理、化学等科目。当时的生源绝大部分是从本校六个初三毕业班升上来的。这样从此以后，曲阳县就结束了没有高中的历史。
在当时大跃进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大炼钢铁，把钢铁的产量搞上去，提出了要“超英赶美”的口号。因此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大炼钢铁的热潮。当时据说曲阳县的河西的山区一带有铁矿，还吸引了附近县的一些公社前来开矿。县委县政府也决定到河西去开矿，这时的曲阳中学高中刚刚成立，又刚刚招收了四个班的高中生，那就正好，决定这四个班的学生全部先投入到开矿中，在劳动中继续实行半工半读。
于是，学校就开始做准备工作，学校的总务处负责全体师生的食宿等工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食宿问题差不多了，接着由学校支部书记王丙年挂帅，任课老师周作钢（语文老师）、陆懿德（物理老师）、闫宝年（数学老师）、田济振（历史老师）、陈永明（语文老师）、王宏珍（地理老师）六人，还有负责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董振庄以及校医王文学，组成了半工半读开矿时期的队伍，准备出发。1958年的秋天，在高中开学典礼上，书记王丙年同志做了简短的动员报告后，全体师生，一共200多人就背着背包浩浩荡荡的出发了！当时学校只有一辆马拉大车，除了拉着必须的粮食，年纪大的和体质弱的老师的行李放在马车上，其他的人全部是自己背着自己的铺盖行李一直步行，到河西的齐村有四十里路，大家一路上互相照顾，全部平安到达目的地。
在齐村时的开矿生活，基本上是准军事化的管理，其中最重要和最危险的工种就是爆破组的工作。爆破组负责炸药、引信等危险品的领取、保管、安装以及实施爆破等工作。担任此项危险艰巨的任务的爆破组组长，是学生党支部书记张自乱同学，宿米申同学担任副组长。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齐村的石头山上，用钢钎、铁锤等在石头上打洞，20磅的铁锤，有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口气能轮200多锤。在岩石上打到一米多深，就往石洞里灌上炸药，埋上引线，然后点火引爆炸药。每一次爆破的同时，可能有十几个炮眼一齐点燃爆破，这时，务必要全体的在场人员，必须远离爆破地点100米以外的安全地带，才能开始点燃引爆。爆破后再把石头和铁矿石分开，再把铁矿石一筐一筐的抬到山下集中起来运走。这是开矿的大致情况。
学生们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后，在空旷的河滩上集合，由我负责组织跑步做早操。再回到住处洗漱，帮助房东打扫院落和挑水。四个高中班分成两个大班开始上课。根据随队现有的老师，能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然后吃完早饭，九点钟左右，到工地上劳动，一直到下午四点回村。晚饭前，照例是帮助房东整理院内外的环境，推石碾子，打水等，有时还组织部分同学分成几个组，到村里或是附近的村里带着大喇叭似的喊话筒，开展“屋顶广播”，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回来后，全体师生有集中，开始上文化课。每天的生活特别的紧张，但是也特别的有意义。由于天气渐渐的转凉了，总指挥决定停工一天，全体师生到附近的山上割“白草”。这种草细长柔软，铺在炕上非常暖和。就这样，一直干到冬至前，已经天寒地冻了，才“收兵回营”回到学校开始正常的教学生活。
回来后，按照原来的计划，还是四个高中班。一班班主任闫宝年、二班班主任陈永明、三班班主任周作钢、四班班主任陆懿德。在排课程表的时候，安排的是我担任物理和化学课。由于没有生物老师，领导又让我还担任生物的教学工作。我拿到生物课本以后，翻开书第一章就是生殖系统。我向校领导提出，我还很年轻不适合教这门课。主管教学的王增琪副校长就说：那你就从第二章开始教吧！我看了看以后的教材内容，大部分都是讲当时苏联著名生物学家如米秋林、林森科、巴甫洛夫等的学说，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50年--53年）所用的，当时东北版的生物课差不多。我在当时读高中的时候，曾读过这样的书籍。于是我又接了生物课。体育课还是没有老师，于是又让我兼任了体育课。这样一来，我一个人担任了四个班的四门课。但是这四个班四门课程，怎么也没办法安排课程表，于是只好将两个班合并在一个教室上课。直到1959年暑假后，从灵山中学调来了教生物的田育智老师，上级又分来了教数学的张大坛老师，1960年从保定调来了教化学的雷清川老师，到这时首届毕业生在毕业前夕总算是配齐了任课老师。
1958年首届的四个班，中途由于学生减员，又编成了三个班即二班、三班、四班。1959年招生时，又招了两个二年制的速成班，高五班是文科班、班主任是谭淑琴，高六班是理科班、班主任是田育智。因此1961年首届高中有五个班毕业。毕业生中有15名同学被保送到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解放军军医大学，另有89名学生也被录取到各个高等院校，其中有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师大、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等等。虽然是首届高中，但是高考成绩在保定地区居于上游，实现了“开门红”。在以后的1964年、1965年毕业生中，考上清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就有9人。这在当时县级中学中也是比较罕见的。
成立高中以后，当时根本没有教学仪器和教具，要使学生们理解一些深奥的物理原理，没有教具和仪器的演示，会增加困难。于是我就带领学生们开始自制教具。学生中能工巧匠不少，他们的悟性也很高，根据我的设计，经过逐步改进制成了能够教学用的教具。比如自制的“纵波”、“横波”演示器，在课堂上演示后，学生们对纵波、横波的定义以及是怎样传播的就会一目了然了。又比如“电磁波”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怎么知道它的存在呢？我就用感应圈、收音机、电键、电铃等进行演示。电波的发射和接受，学生们听到嗒嗒的铃声，看到四溅的火花，就会体会到了电磁波的存在和传播。又比如“深井泵”的原理演示器，我们就用旧的日光灯管当做井管，自行车的辐条笔直且不易弯曲，就当做轴柱，在上面焊接类似风扇样的叶片，放在井管中，用小电动机带动轴柱，放在水中，水就被抽上来了，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其他自制的教具。
我们自制的很多教学仪器在当时的定县（那时定县曲阳合并成一个县）教具展览会，以及保定地区教具展览会上展出。曲阳县的展览馆，声、光、电、机械等都有展示演示，吸引了广大的观众并受到好评！在平时的课外活动中，组织了科技小组、教具小组、电工小组等，那时学校里没有专职的电工，我们电工小组的成员就边学边干，承担了学校电工的职责。当时的物理实验室有实验桌12张，但是桌子上没有电源，学生们做实验很不方便。从地面拉电线既不安全也不美观，于是就从天花板上打了个洞，往下拉线，再分送到各实验的桌面上，这样就解决了学生们做实验的电源问题。当时，钻进又黑又脏的天花板内安装电线的是高中十三班的程胜友同学，曲阳县程东旺村人。后来考入大学毕业后成了大连理工大学的教授并担任数学系系主任。1964年《人民教育》杂志刊登了我写的《我校的电工小组》一文，文中介绍了曲阳中学的师生开展课外活动的情况。那些多才多艺。心灵手巧、吃苦耐劳的学生，那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岁月，多少年来，一直是我心里最温暖、最温馨的回忆。
因为教学实践的需要，我经常带领学生们参观最多的单位就是县电力局和县机械厂，与这两个单位的领导和职工就比较熟悉了。在电力局带学生实习，主要是参观电力设施，如变压器的构造及安装，局的维修车间的电机修理为主要内容。在实习过程中，很多学生学会了修理电机的基本能力，即绕线和在电机上下线.....。曲阳县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才开始用上电。当时的技术力量比较薄弱，用电的安全事故也是有发生，在电力局领导的支持下，我曾制作了十余台“触电保安器”，经过试用效果良好。在当时蔺成文担任电力局局长的时期，曾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参加过在望都、保定、涿县等地召开的保定地区电力部门召开的业务会议。蔺局长是一名革命老干部，唐县人，曾任曲阳县法院院长、曲阳县副县长。开会期间我和他住在一个房间，经常听他讲参加革命的经历和故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教育。
在“文革”期间，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新闻，说的是江西省南昌市某机电厂制造出来“四无电机”。消息一出引起了全国的重视，纷纷派人到南昌去参观取经学习。这则消息也引起了曲阳县领导的重视，召开会议协商派谁去南昌考察去比较合适。当时的副县长曾担任电力局局长的蔺成文就推荐了我，于是我就奉命出差到了南昌。当时到南昌取经学习的人员特别的多，但是主办单位不是着急安排我们看“四无电机”，更不发放有关的资料，而是引导人们先参观“万岁馆”。“万岁馆”就在原“八一”南昌起义的指挥大楼内，迎面有副大型油画，画的是毛主席与林彪会师井冈山的画。学过中国革命史的都知道，1928年只有“朱德、毛泽东会师井冈山、革命力量大发展”怎么又来了“毛、林会师井冈山”？人们草草的观看了展览后，纷纷要求主办方快点把“四无电机”展现出来，好让大家参观学习。原来，所谓的“四无电机”就是没有铜质的漆包线，用铝线代替，没有用矽（硅）钢片，用普通的铁片代替，没有电刷.....交流电动机根本不用电刷，用这些劣质材料制成的电机，是百试百败，人们参观看到的烧焦了的“电机”，感到大失所望，纷纷觉得真是上当受骗了。（1971年，林彪在蒙古温度尔汗坠机死亡后，据说江西的南昌“万岁馆”是林彪的党羽在江西主政时弄的）
1973年，在带领学生参观曲阳县机械厂的时候，看到车间里有各式各样的车床。在物理书上，经常有什么平动、圆周运动、螺旋式转动.....等等这些名词，学生们在车间里只要看到这些车床，对那些名词的理解就会一目了然。一个零件的制成，需要经过很多的工序，很多人的相互配合才能制成。学生们真正看到了工人们的劳动实况，对“工人阶级”也有了实际的印象。在制造汽车、拖拉机上内燃机内的活塞时，车床车出来大量的铝合金屑，堆满了好几间的库房，但是也没有办法回收再利用。厂里面曾请了很多人过来进行回收，但是均已失败告终。当时的机械厂厂长杨占红（东河流村人）在跟我闲谈的时候，问我有没有办法进行回收利用。我说，在我的老家，南京的一个街道小厂子里，曾见过融化金属的操作，当时只是过来过去的看看热闹，并不了解其中的过程和要点。说着无意听者有心，杨厂长听了非常兴奋，一定要派人去参观学习学习去。于是就和学校商量了以后，决定派我和铸工车间的一位李师傅就一同出差了。出来一趟不容易，为了多学习了解一些技术，就决定多看些地方。我们最先到了武汉，在武汉参观了一个大的回收厂，回收铝屑的情况，大厂的回收设备熔炉建筑都很高大，机械化程度也高，不适合曲阳县机械厂的具体情况。于是就到了南京，在南京我们找到了我曾经过来过去看的那个小厂，西流弯街道上的一个小厂。我们说明来意以后，工人师傅就很爽快的同意，让我们参观学习了他们铝屑回收的全过程。他们用的是反射式熔化炉，我们就很快画好了炉子的图纸，量好了尺寸，又里里外外的仔细的看清楚。原来铝屑炉内的温度是个关键，温度越高铝屑就会变成灰粉末，练不成铝水。而是当铝屑在炉内烧红的时刻，就要立刻将烧红的铝屑倾倒到炉子外面的大铁锅里，这时，赶紧加上一种化学药品，名叫氟硅酸钠的溶剂（或是叫催化剂）主要作用是降低铝的熔点，使烧红的铝屑瞬间化为液体---这一步是铝屑回收的关键的关键。厂子的工人师傅们毫无保留的把这些要点传授给了我们，我们感到深深的感激和兴奋。回到曲阳后，先开始进行小规模的实验，把铝屑变成了铝液。厂领导和工人们亲眼见到了铝液也是无比的高兴，决定立刻建立回收炉。当时呢，学校和机械厂共同协议，把机械厂作为学生们的“学工”基地开展回收铝屑。由厂方供应原料、设备等，学校出人，这样厂方也不增加工人,学校的学生又有了勤工俭学的基地。在建回收炉的时候，没有现成的地方，只有在机械厂的最东头有一块低洼地，容易积水，并不利于建炉，况且地面上还堆积了一些笨重的旧机床，移动起来也非常的不方便。但是，这些不利的条件和困难在学生们艰苦的劳动以后，全部可克服了！就这样，在厂子的最东头，增加了一座熔炉和一个高高的烟囱。在我的带领下，当第一炉的废铝屑化成铝水流入模具，形成了一块一块的大铝锭的时候，人们高兴的欢呼跳跃，还放起了鞭炮！并向县和工业部门的领导报喜！引来了不少人的参观！临近县区的有关单位闻讯后，也把他们的铝屑运过来，让我们加工成铝锭。在生产正常运转以后，每天生产的铝锭约有一吨左右，当时铝合金的价格是每吨三千元，我校的师生一共在机械厂干了一年多，所生产的铝锭近千吨，也给厂子里增加了不少的收入。当时厂子里要送我一块铝锭作为纪念，我婉言谢绝了。
曲阳发现了铜矿？！我们学校（曲阳一中）的一位化学老师在北马古庄村北野地里偶然捡到了几块石头，从外观上看，有黄色，也有绿色的铜锈，经过初步检验里面含有铜元素，他把这一情况迅速的报告给了县委、县政府。县里的领导也特别的重视，后来在原地及附近地段，又发现了一些类似的矿石，由此推断附近可能有铜矿。县里还专门成立了铜矿办公室，调来专人负责这件事，究竟含量多少，能否开采，谁也说比清楚。当时，我的建议是，不要盲目的干，可以请专业的地质单位的人来，到实地勘测鉴定一下。当时的河北省地质三队就在保定地区的易县，于是就派我带着一兜子石头样品赶到了易县。当我说明来意，拿出样品给专业人士一看，他们说，这确实是含铜的石块，但是铜的含量不高，在地壳中分布的特别零散，专业名称叫鸡窝矿，不值得开采，也没有办法开采....于是就带着地质队的鉴定结果汇报给了县里的领导，这样，也避免了盲目开采造成的损失。
改革开放以后，对教学的研究重视了！保定地区教育科学研究所，每年都分别召开高中各学科的教学研讨会。主要是汇报各科的教学情况，互相交流教学经验，学习有关文件，听取有关领导的讲话。在物理研讨会上，决定编写《高中物理基础训练》一书，供全地区高三毕业班的师生使用。根据分工，书中的综合部分是由我编写的。我还有两次承担过全地区高中会考物理的命题工作。1982年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在河北省隆化县召开了河北省中学物理教学讨论会，特地给我送来了出席证，会期从8月8日至8月14日。在大会上，见到了省教育部门的领导以及省物理学会的领导，并做了深入的交谈。会议还特聘请了全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钱玄教授做了报告。
1984年，保定地区教科所在高碑店市召开保定地区中学物理研讨会，会上安排聘请了北京四中的物理特级教师繆秉成老师来大会做报告。繆秉成老师是我在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读书时，同年级不同班的老同学。教科所知道这一情况以后，特地派专车让我去北京接繆秉成老师。毕业三十年了，老同学见面有说不完的话，他说他和体育明星庄则栋同时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了特级教师的荣誉。北京四中是北京市著名的中学之一，他们学校的文件、规章制度、工作计划、学习资料以及各科的复习考试题等等，都是其他学校求之不得的宝贵教学资料。在此以后的几年里，繆秉成老师都尽量给我寄来他们学校的资料，作为曲阳一中的重要参考，对提高曲阳一中的整体教学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1988年，保定地区物理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在涿州市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我被选为保定地区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会议邀请了教育部教育出版社的编审（教授级）、物理学家雷树人先生到会指导工作，作报告。在大会休息期间和雷先生闲谈，他说他是解放前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当他知道我是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的时候，他就说，江苏师范物理系的系主任朱正元教授在浙江大学时，是他的老师。这么一来我们都是朱正元老先生的学生了，谈起话来也就更加亲切，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文革结束以后，县里也恢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被选为曲阳县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县人大常委会委员，这也是全县人民给我的信任。1983年被评为保定地区模范教师，出席了保定地区教育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1984年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县委组织部王副部长和县直机关党委书记门书记在跟我谈话时，特地勉励我要牢记入党誓词和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我一直牢记自己的誓言，敬业勤恳的工作。1985年，县委县政府任命我为曲阳一中的副校长，主管教育教学工作。1986年被评为河北省优秀园丁，1986年9月13日的《保定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对我的报道“人物特写”--《认真执教无私奉献》。1987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1988年被评为保定地区物理学会副理事长，1989年被评为曲阳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3年被保定地区行署教育委员会评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优胜学校副校长。1984年出席了保定地区各界人士为四化建设做贡献先进人物座谈会，1983年、1985年两次出席曲阳县各界人士为四化做贡献经验交流大会，并作了大会发言。2010年9月10日，新华网河北频道以《曲阳一中退休教师陆懿德：丹心育桃李、热血写华章》为题，介绍了我的事迹。2011年第三期《燕赵风》、《曲阳当代人物群芳谱》刊登了对我的介绍文章《默默奉献也是一种光荣》。
1997年，在曲阳一中工作了整整40年以后，我退休了。1998年被民办的太行中学聘为学校顾问兼任物理老师。同时被聘任的还有张大坛老师（数学）、杨登印老师（化学）。我们三人在曲阳一中都是资深老教师，几十年来从来没有离开过三尺讲台，并且多次送高中毕业班。到太行中学后，深受欢迎，1988年当时学校所招录的第一届的高中学生，录取分数没有一个能达到当时一中的最低分数的，但是经过三年的学习，到2001年参加高考的时候，两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被高等学校录取到一类本科和二类本科的有几十人，做到了“低进高出”。所取得的成绩，对于在民办学校在教学管理、教师素质及学生学习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探索的作用。2001年春，带领太行中学的学生到石家庄参加了河北省中学生物理竞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获得了省物理学会颁发的“优秀辅导员”奖以及保定市的“优秀辅导员”奖。
对教育工作的责任心和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是我做好工作的最大动力。教学当中，当过多年的班主任，我能够三天之内叫出全班学生的名字。除了认真上课外，批改作业是教师教学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在我看来，批改学生们的作业，是在和学生们进行无声的对话，从学生的作业中，能够看出学生对这门学科的理解程度，从学生的书写作业的字迹等情况，大致能看出学生的脾气性格及耐心情况如何。批改作业也是教师进行备课资料的来源之一，备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教学，只有把要备教学的对象学生的情况熟悉了，摸清楚了，那么备教材、备方法，备演示实验，才能有的放矢，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讲课也是一种演说，教学也是一门表演的艺术。要做到看似好像不需要准备就能够讲好的境界，在课堂上潇洒的表演，那就得在课下下足功夫，多用功。我几乎是用一辈子的时间在时刻准备着，才能在课堂上，把枯燥的公式、算法讲的透彻、生动、易懂，才能长久的留在学生们的记忆中。对学生进行家访也是班主任的主要任务之一，我经常利用周日休息的时间开展家访，以便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们的生活动态。一次，步行二十多里到一个学生家中家访，当了解到该学生的母亲因病刚刚去世，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书费学费还没有着落，回到学校后，我从不多的工资里拿出钱来，帮这位学生交了学费书费。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次。
这么多年身在外地远离故土，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虽然对家有无尽的思念和牵挂，但是也只是思念和牵挂，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对家中的二老尽应尽的孝道。有一年我的母亲因病晕倒在大街上，病的比较严重，是家里的妹妹和街道办事处的同志们帮助下就医诊治。我知道消息后，千里迢迢赶回老家，见到病中的母亲很是愧疚，但是看到她老人家的病情已经稳定了，我只是在家里守候了两天就匆匆赶回来学校来了。因为我心里一直牵挂着学校里几个班的学生，学生们的课程不能耽误。
是的，自古忠孝不能两全。60年来我回江苏南京老家的次数和天数屈指可数，别说是伺候父母二位老人了，就是在两位老人临终前，也因为路途遥远，也不能与他们见上最后一面。但是我无怨无悔，在我的心里，对教育事业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1967年我和当时韩家村的民办教师王爱敏组成了家庭，自此以后我更是安心扎根于曲阳。有时利用周末回韩家村的家帮助家里干一些农活，周日一定会按时返校。学生们多次见到我在周日冒着瓢泼大雨，或是大风，或是大雪赶回学校，这也是为了第二天有充沛的精力来上好课。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刚回到江苏南京的老家不几天，就接到学校的通知，曲阳县教育局要在正月初四召开全县教师大会。为了在开会之前赶回来，我在大年三十那天就离开了父母家里，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在大雪纷纷的大年初二就回到了学校。当时在学校值班的师生看到我，也是十分的惊讶和感动。（值班学生中有高中九班的牛满文同学）
1985年我担任曲阳一中的副校长以后，有人就劝我别再课堂上上课了。我说我始终是一名人民教师，离不开课堂，也离不开学生和课本。从1957年来学校到1997年退休，三尺讲台一站就是四十年，我自始至终一直在教学的第一线，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粉笔和课本，没有离开过学生们一天。多年来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对待任何事情襟怀坦荡的心胸，对曲阳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无形当中也感召着广大的学子，也使我和每一届的学生们都有良好的师生关系。有一年的秋天，有四名女同学就骑车来回一百多里，到韩家村的家里帮助我干了一天的农活，这件事也让我特别的感动，至今记忆犹新。在历届的毕业生中，有的成了大学教授，有的成了先进的科技工作者，有的成了党政机关的各级领导干部，有的成了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他们回曲阳的时候，有的特地来看我，有的在新年来临之际寄来贺卡，一封封从祖国四面八方的信件寄到我学校不足十平米的宿舍。还有的特别寄过来“商调函”，意思是愿意帮助我调离曲阳，到工作生活更好的地方去，如：唐山矿冶学院，邯郸矿业学院、保定河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大庆等地方的学校......面对种种离开的机会，我一直坚持了下来，留在了曲阳一中。我从大学毕业离开学校的那一天开始，就来到了曲阳，一直在曲阳一中生活工作，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学生，对曲阳也有了深深的感情，也不能辜负了曲阳的人民对我的期望，曲阳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教师是神圣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么多年来，我认认真真教书育人，踏踏实实做事，孜孜不倦的学习和钻研，把自己的青春和一生的心血和汗水，全部倾注到了曲阳这革命老区的沃土上。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我的有生之年，有一点余热也要奉献给社会，服务人民。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对各高等院校进行了调整。南京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通常称金陵女子大学或金女大）改名为南京师范学院（男女生兼收），就是今天的南京师范大学。我于1953年考入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本科，1955年国家又进行了院系小调整，将南京师范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调到了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因此我1957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就是今天的苏州大学。
也可以说我是在南京师范大学入学，在苏州大学毕业。
附：曲阳论坛上的评语
1、说的好，陆老师是我的物理老师，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性格，他当副校长的时候，也没有半点官气，始终是以一个师长的态度待人，好长时间没有见过他了，祝他老人家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2、我是曲阳65届毕业生，陆老师虽然没有给我们班上过课，（当时他担任65届的物理课）但是他的学识水平全校皆知。
3、陆老师不善言谈，但是温尔文雅，爱生敬业，令人尊敬。
4、我一直遗憾没有聆听陆老师的教诲，可是我一直记得他，似乎他就是给我名上过课的老师。提到电工小组一段，不知道陆老师还记不记得，当年参与学校内的所有用电设施安装的高十三班的学生电工，那就是我。
（经回忆，该同学是高十三班的程胜友同学，现任大连理工大学教授，数学系主任，曲阳程东旺村人）
